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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和“仁宗盛治”有关系吗？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没有关系，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仁宗盛治的原因：
一、佐证盟约与盛治无关
十九世纪时期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一句话：“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宋辽两国凭借一个“澶渊之盟”就可以真正实现和平稳定吗？我个人认为在国家利益面前，签订的所有盟约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除非二个国家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可能维系一时的和平。
我们知道汉朝时期送了多少大汉公主到匈奴地区，但是与匈奴的战争还是很频繁；金人南下的时候，宋徽宗和金国签订了数不清的协议，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了——二帝被俘，***战争时期，大清***和西方列强签订了多少条约，最终换来清***的盛世了吗？
从这些佐证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靠的不是一纸协议，如果一纸协议可以换回来和平，那我们把养军队的费用拿去签订一些条约，就没有人员的牺牲了又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但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宋朝的仁宗盛治跟澶渊之盟没有关系。
二、仁宗盛治的原因
（一）政治开明
宋仁宗时期出现了两次整改改革，第一次“庆历新政”，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缓解了社会矛盾，抑制土地的兼并，提拔了一批务实肯干的官员，限制了恩荫官员，为宋朝的政坛发展树立了新的风气，让一些贫苦出身的人看到了希望，同时减轻了财政负担。
王安石变法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限制了***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两次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是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澶渊之盟”是“仁宗盛治”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个历史责任，没有宋辽之间的基本和平，那么，就不可能有“仁宗盛治”。
（1）仁宗盛世并不存在，因为在疆域方面就不符合
仁宗盛治是一种绝大部分人抛弃少部分人的治理，正如南宋抛弃了大部分疆域而满足少部分人一样。从这一点说，南宋的经济比宋仁宗还要好。以不断放弃领土，换取的所为“盛治”不要也罢。
对于“仁宗极盛”的说法，主要是儒家子弟在吹捧，但也是极少数。例如王夫之就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
之所以说极少数，就在于“弱宋”观念被大部分人认同。“弱宋”的评价也是对的，因为中国自古都是从中央财政角度看朝廷的强弱。中央财政好，才能养兵护国、才能救灾救民。但因为“三冗”问题，宋朝确实是弱的。再加上，在与辽国、西夏的战争中，宋朝虽然在军事上并没有吃太大的亏，但在实际上却是不断丢失疆域。
（2）北宋的繁华是以幽云十六州被放弃为基础的
“澶渊之盟”是保证宋辽和平的关键，宋真宗和宋仁宗用了许多龌龊手段才让其进入宋朝统治精英的精神脉络。
澶渊之盟是在1005年1月（景德元年十二月），宋辽两国交战关键时刻签订的条约。北宋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宋辽成为兄弟之国，每年送给辽国绢20万匹、银10万两。
有关系，但关系不大。
先说说澶渊之盟，宋辽两国签订了盟约，两国停战，宋每年捐兵银的方式给辽30万（包括现银和绢），从而此后两国百姓都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以复苏。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赵恒签的盟约，可是仅仅在宋真宗初期的时候，经济复苏很快，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到了宋真宗中后期的时候，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神棍皇帝，刚刚有点家底就开始败家了，他受别人蛊惑，以为得到了天书，可以上天成神，于是乎，存下的家底还没热呼，就让他修道观，祭祀苍天，泰山封禅败出去了，还搭上他老子赵光义年的存货，留给他儿子宋仁宗赵祯是个烂摊子。
澶渊之盟只是给予宋辽两国休养生息的时间，毕竟打仗都不是两国百姓所愿，所以澶渊之盟后赵恒和他儿子赵祯同样施政于民，结果是不一样的，宋仁宗知人善用改弊革新，为人节俭自律，宽厚接人待事，朝堂上一片祥和，军臣一心，即使后面有了宋夏的战争，宋仁宗宁愿再次增加岁币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才有了宋仁宗盛治，也有了后来的宋词兴盛，同样也有宋朝名臣齐聚仁宗一朝的鼎盛。
综上所述，澶渊之盟和仁宗盛治仅限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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